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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2020年10月5日演讲实录

第 951 篇教授文

计金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时代背景

当前，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大量“走出去”企业奔赴海外尤其是“一带一路”区域寻求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建设如火如荼。 但是，企业在“走出去”时也遭遇到了纳税服务不完善、境外歧视性待遇、缺乏相关税收政策支持等困难。

鉴于税收因素对企业走向“一带一路”影响巨大，为实现“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深入和全面开放新格局顺利形成，统筹兼顾“走出去”与“引进来”，提升境外企业纳税服务和升级“走出去”企业税收支持政策，从软硬两方面同时加强制度建设极其重要。

税收因素对企业走向“一带一路”影响巨大

在“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响应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奔赴海外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经营，还对外大量承包工程，参与当地建设。

政府征税（主要是所得税）通过减少收益和增加成本两方面对企业海外投资经营决策产生影响。

一是企业跨国投资经营的利润同时是东道国和母国的征税对象，国际双重征税直接作用于企业的海外投资税后收益；

二是“走出去”将直面陌生的投资环境，税收支持政策和纳税服务会直接增加企业“走出去”的收益，有助于减少投资风险；三是“一带一路”区域宽阔、距离遥远，各国税收征管执法较之国内差异明显，税收争议时有发生，能否及时有效化解纠纷、排除争端将对企业顺利“走下去”十分重要。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市场经济机制的普遍实施，沿线国家提高政府效率、增强政策稳定与透明性、减少对经济活动干预的改革卓有成效，各国投资环境持续改善，国际间影响“走出去”的其他因素逐步趋同，税收作为主权国家服务于国内经济目标的政策工具，对企业顺利走向“一带一路”的影响将更为凸显。

“走出去”企业遭受严重税务问题

（一）境外税制复杂、内外差异较大，企业适应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情况复杂，各国税制差异极大且变化快，这对企业获取境外税收信息的真实性和及时性提出了挑战；境内外税法差异较大，而我国秉承“资本输出中性”对海外利润征税，要求境外经营投资所得依照我国税法回国申报纳税，如若境外所纳税款不能对应我国税法规定，则不能抵扣。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税收调整工作量，也使得部分境外税款重复征税严重。

（二）境外税收执法歧视频现、税收争议频发，干扰企业正常经营

原因有三：

一是由于“走出去”企业与东道国税收执法部门之间文化、社会习俗、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双方对于企业涉税事务的认知和处理方式不一致，从而引发争议；

二是“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对我国抱有敌意或成见，不自信地认为我国企业的投资与出口将迅速占领其国内市场，控制其经济命脉，借税收手段歧视性地刁难、阻挠我境外企业的正常经营与投资；

三是近年来我国企业快速发展，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既有持续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有向沿线国家转移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迫于财政压力，各国目前均在加强对跨国公司国际税收筹划的管理，这大大增加了我国跨国企业遭受转让定价调整等反避税调查的风险。

（三）缺乏赴外投资经营税收政策支持，削弱企业境外竞争力

一是国际双重征税消除效果不理想，境外已纳税款都不能完全抵扣；

二是企业税率较高，企业外负担较重。我国现行抵免制的精神是实现境内企业与“走出去”企业间的税负公平，但我国“走出去”企业面临着东道国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双重竞争，欧美跨国企业要么享受免税法，要么税率低于我国，且“一带一路”沿线超过40个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我国，现行税制下的境内外公平已不能满足企业国际化竞争的实际需要；

三是缺乏普惠性和地域导向性税收支持政策。我国既无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延迟纳税、境外投资风险准备金等制度，企业在亏损弥补上的限制也十分严格；而且“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风险远高于发达国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持续扩大，为鼓励更多企业参与，适时出台相关税收支持政策显得尤为必要。

化解“走出去”企业严重税务问题的总体思路

（一）着眼对外开放新格局，提升定位，建设“走出去”纳税服务新体系

第一，建立“走出去”税收管理体制。借鉴美日等国成功经验，以纳税人为中心、按税收管理流程来搭建税务部门机构设置，由国际税收管理部门来统一管理跨境征收管理业务，既能形成专业化的国际税收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机制，也使得国际税收管理部门能够全面、系统地掌握跨境税源的真实信息，保证税收协定的有效执行，更好维护国家和“走出去”企业税收权益。适时建立第三方信息报告制度，立足现有国地税联合办税机制，推动税务部门与其他“走出去”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第二，提高境外税收信息发布的及时完备性与可得性。信息发布需全面覆盖企业赴外投资目的国并及时更新，还应侧重考虑企业海外投资方向，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更要重点发布企业能享受税收饶让抵免待遇的国别税制信息，以利于企业真正利用东道国税收优惠实现发展。同时，大力开展境外投资涉税业务培训，提高企业应对境外涉税事项的处理能力。进一步发挥中介机构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政府引导、市场为主体、充分满足企业不同层次需求的赴外纳税服务和税务信息共享长效机制。

第三，做好境外税收争议的及时响应与高效协商。首先，以“一带一路”区域为起点，探索建立国际税收协调机构，积极传播我国成熟税收征管经验和税收思想，增强认同感，从源头上消除税收歧视性待遇和税收争议存在的土壤；其次，尽快完善税收协定网络，填补“一带一路”沿线协定空白，适时推出我国专属协定范本，减少协定异质性对企业的干扰；再次，引入快速高效的国际税收仲裁机制，以之为相互协商程序的补充；最后，可在“走出去”相对集中的国家和地区设立税务参赞，在助力企业快速融入当地社会，维护我国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实时掌握境外企业具体经营信息，避免国家税收流失。

（二）立足“一带一路”，提升税制竞争力，打造“走出去”税收支持政策升级版

第一，引入免税法，逐步改造国际双重征税消除制度。首先在企业反映最复杂的间接抵免领域引入免税法，不仅可降低双方的征纳成本，也为企业营造更加公平的外部竞争环境，更能增强我国税制对跨国公司总部的吸引作用，实现“走出去”和“引进来”的统筹兼顾。同时，根据国际形势与需要，逐步扩大免税法适用范围，循序渐进彻底消除国际双重征税现象。

第二，适度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协定中的预提所得税税率。目前，不仅“一带一路”沿线约2/3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我国，美日英德法等发达国家也通过税改使其税率低于或在不远的未来低于我国。为提升企业境外竞争力，可在引入免税法的同时适度降低我国税率，以进一步增强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避免改行免税法带来的财政收入流失。此外，鉴于主要发达国家与其投资伙伴国之间构建了资金往来的免税或低税通道，我国也应适时降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税率，促进区域经济大融合。

第三，设立普惠性和地域导向性兼具的“走出去”税收支持政策。一方面，设立对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可有效排除企业“走出去”的后顾之忧，体现政企风险共担的精神。可允许企业在对外投资时，税前计提一定比例风险准备金，并给予投向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开发自然资源的项目较高比例，专用于弥补海外投资经营亏损，待企业度过风险最大的初创阶段再将其余额与当年利润合并征税。另一方面，可根据免税法的实施情况，在与沿线发展中国家缔结或修订税收协定时，视对方经济发展水平和相互间经贸往来关系，适时扩大税收饶让抵免适用范围。

结论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出发点，着眼于“走出去”和对外开放大局，以提升纳税服务与提供税收支持政策为软硬抓手，建立与我国企业“走出去”地位相匹配的境外纳税服务与管理体制，助力“走出去”企业税务问题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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