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天，禹国刚（左）和蔡靖华（右）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实习，上了日本《朝日新闻》。

1990年12月7日，禹国刚（右一）和王健（右二）向张鸿义副市长（右三）汇报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的情况。

当年的股票。

1990年12月1日，一个平淡无奇的周六上午，禹国刚和老搭档王健一同站在位于深圳红岭路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门口。在他们身后，深交所大厅所有的灯都亮起，身着“红马甲”和“蓝马甲”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等待着。

上午9时整，随着王健手中的红绳拉动，一声清脆的钟声响起，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按照国际惯例进行集中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诞生了。

“这是一次‘悄悄’的行动。”禹国刚说，现场没有市委领导助阵，没有鞭炮锣鼓的欢响，更没有人潮涌动的热闹，但当钟声响起时，所有人都已热泪盈眶。

当初的人并不曾想到，25年后的今天，深交所会成为IPO金额全球第一的证券交易所，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构成，更是深圳迈向“中国硅谷”的发动机，而禹国刚本人，也以深交所创办人的身份而被历史铭记。

深圳之行迎转机 首批被选中赴日学证券

年过七旬的禹国刚，如今仍保留着阅读和写书法的习惯。在他的书橱中，塞满了《证券市场》、《深市物语》这些他早年的著作，还有他今年的新作《禹国刚重写中国股市历史》。而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一张被裱起挂在墙上的旧报纸。

这是一份30多年前的日本《朝日新闻》，每当有人前来拜访，禹国刚总会隆重地介绍一番。而他的故事，就要从这张旧报纸说起。

1970年，禹国刚从陕西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铜川矿务局，先是负责筹办《铜川矿工报》，后又在矿务局下属的煤矿当了矿工。有一天，禹国刚收到了一封广东亲戚的来信。

信中，这位亲戚劝禹国刚来深圳看看。“你别看现在深圳很荒凉，但它可能是未来的中国旧金山。”就是这寥寥数语，勾起了禹国刚对这片改革热土的好奇。

1981年春节，禹国刚变卖了家里的一台三洋收录机和一台黑白电视机，凑足700多块钱，携家带口来到深圳。“虽然当时的深圳，几乎连一座三层高的小楼也没有，但我还是满腔热情地喜欢上了这里。”

在深工作期间，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加之毗邻香港的优势，禹国刚博览群书，接触到了很多西方金融证券类的书籍，“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象征，我也并没有期望有一天能派上用场，只是想多学点知识。”

机会最终还是给了他这个有准备的人。

1982年，应日中友好团体邀请，团中央、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招考全国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去日本深造，并且首次招考两名懂得日语、兼通金融的人去日本学习证券。禹国刚凭借良好的成绩入选，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外派日本学习金融证券的留学生之一。

到日本后，禹国刚很快就学会了那套“资本主义证券市场的游戏规则”。不过，对于学成之后有多大用，他没多想，也不敢多想。“当时外界对中国要搞资本市场是有些猜测的，所以我们在日学习期间都比较低调。”他回忆说。

一次，《朝日新闻》记者前来采访，上来就问：你们社会主义国家派了你们两个来学股票，有用吗？禹国刚心想，国家没明确表态，因此绝不能说有用，但若说没用，就等于承认是来打酱油的。于是便只好回答：“学习是不会白学的。”

就是这样一次简短采访，不料却改变了他此后的命运。1984年回国后，禹国刚因《朝日新闻》那篇报道，被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张鸿义这两位“伯乐”相中，从此一步步踏入证券行业。

历时两年半筹备 深交所“抢跑出生”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对于要不要搞资本市场，一直都存在分歧。而当时的深圳，却已经率先将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上了议事日程。禹国刚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深交所的筹建和诞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更有其必然性。

深圳资本市场雏形其实早在深交所成立前就已出现。1986年，深圳市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的暂行规定》，并选取10家国营企业做股份制改革。后来，其中的“深市老五股”就开始在“老三家”证券部柜台交易。

到1988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便在全国最早提出，深圳要利用政策优势创建资本市场，使企业筹集更多的资金，转换企业运行机制，调整特区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这也成了深交所筹备的开端。

据禹国刚回忆，“当时李灏带队去伦敦考察，在和当地金融机构洽谈招商引资问题时了解到，当地金融机构若要投资深圳，只能通过股票、债券等二级市场进入，所以深圳必须有一个规范化的证券市场，才能够大量引进外资。”

基于此，从1988年5月起，深圳就一直在为筹建证券交易所做准备。在此后两年时间里，不仅开办了资本市场基本理论培训班，还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并且由其下设的专家小组，开展可行性调研并翻译了大量境外法规，同时还拟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禹国刚就是当时的专家小组组长。

就在深交所紧锣密鼓筹备的同时又发生了一些事，促成了深交所的加速落地。禹国刚回忆说，在经过1986年深圳国营企业股份化改革后，已逐渐兴隆起来的股票柜台交易，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却出了不少“乱子”。

“以深发展股票为例，发行面值1元，1990年11月涨到120元，在黑市上涨到240元。当时，深圳股票柜台交易部已发展到12家，黑市交易点到底有多少处，谁也数不清。来自全国各地的炒股大军近百万人，布满了深圳的大街小巷，到处人声鼎沸。于是，《人民日报》记者通过一篇内参，将深圳股市存在的乱象传到了中央，深圳证券市场幼苗首次面临被铲除的危险。”

就在深圳股市面临此危机时，禹国刚等人只好向深圳市委、市政府建议，希望尽快把深交所运作起来，让“深市老五股”进入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并在深圳证券登记公司集中过户和集中托管，从而使深圳股市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

“其实深交所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因一些敏感问题一直未获批。”他说，比如“交易所”这个提法很多人不认可，认为是资本主义，而应改叫“证券市场”。至于股份制、证券市场姓“资”还是姓“社”等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也都有争论。

正当深交所为开业之事一筹莫展时，上海却传来消息：上交所将于1990年年底开业。此时的深圳已按捺不住，于是在李灏“拍板”之下，深交所在还未拿到“准生证”的情况下，抢在上交所之前于1990年12月1日开始了集中交易。

绝密救市 带领深交所度过幼年磨难

当时的深交所为何要冒着风险，赶在“准生证”下发之前，抢先于上交所开业呢？禹国刚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与上海开展“竞赛”，不只是外界简单认为的“名誉之争”，甚至还关系到深交所能否诞生。

“在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之初，一切都存在很大变数。”他告诉记者，“特别对于处在敏感期的深交所而言，如果没能及时把握住一个机遇，或者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胎死腹中。”

“当时主政者们对于中国建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是有过怀疑的，但庆幸的是，深圳的领导在紧要关口敢于‘拍板’，上下一心，先干起来再说，这也使得深交所在历次的‘口水战’中仍然被保留了下来。”

深交所成立后，禹国刚担任首任副总经理，负责深交所日常运营各项事务。

从柜台交易乱象重生，到深交所审批“卡壳”，回首这段历史，禹国刚感慨，深圳资本市场走到今天实属不易。这些深圳“拓荒牛”们的进取意识和果敢精神，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在此后深交所的发展过程中也屡屡彰显。

从1990年底到1991年9月，深市在经过之前暴涨后，进入到长达10个月的下跌通道，市值由50亿跌至35亿元，市场崩盘在即，新生的深交所命悬一线。此时，禹国刚和深交所监事长董国良不惧“干扰市场”的指责，请求政府筹资力挽狂澜。

经过几番激烈讨论，深圳市政府决定投入2亿股市调节基金，买入深发展，对抗50亿的空头市场，由此演绎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救市行动。

作为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救市”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禹国刚等人通过游击等战术与空头周旋。随着深圳股市“调节基金”的继续介入，9月14日-29日，深市从重创中慢慢走了出来。

“那时深圳市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四五十亿，两亿不是小数字，一旦打了水漂，对谁都不好交代。”禹国刚很庆幸地说，“如果当时深圳各级领导干部，对救市犹豫不定，深圳资本市场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此后数年间，深圳股市又相继遭遇“8·10风波”、深市千禧年新股停发、深圳创业板胎死腹中等一系列事件。尽管如此，在禹国刚和继任者的努力下，深交所屡屡化险为夷，一步步壮大，成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和企业创新的主力军。

“我们对深交所是有特殊感情的，它就像一个小孩，我们希望他健康成长，长命百岁。”禹国刚在今年5月出席一次资本市场论坛时说。

禹国刚在深交所担任副总经理5年，曾主持全面工作、亲手和大家一起实现了深交所的“四个现代化”（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之后从深交所法人代表岗位上退下，转入国内外股市发展趋势研究。2000年，上调中国证监会政研室。

至此，禹国刚与和他的老搭档王健，以“股市双雄”的角色正式谢幕，同时也结束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草莽时代”。

■人物小传

禹国刚

1944年出生，陕西安康人，毕业于陕西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改革开放后，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外派日本学习金融证券的留学生之一。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总经理，筹备者、创建者之一，深圳证券交易所早期的理论专家和专家组组长，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个“吃螃蟹者”。

■链接

深交所成立大事记

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颁发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的暂行规定》，并选定10家国营企业作股份制试点。

1987年，深圳发展银行公开发行股票。该股票在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交易。

1988年5月，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首次提出，深圳要利用政策优势创建资本市场。

1988年6月到9月，深圳市举办四期资本市场基本理论培训班，当年11月，深圳市政府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下设专家小组和顾问小组。

1989年9月8日，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向市政府上报《关于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请示》，当年11月15日市政府予以批复，并成立深交所筹备组，负责人是王健和禹国刚。

1990年4月23日，深交所股东入股协议书全部签字完毕。7月26日，深交所第一批出市代表培训班结业。至此，深交所开始集中交易的各项准备和演练已全部完成。

1990年8月22日，深圳市政府任命禹国刚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由王健主持工作，12月1日深交所开始集中交易。

■对话

如果当年不救市，

深市可能走不到今天

南方日报：外界认为，深圳资本市场的诞生和壮大，与当年全国最早的深圳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改革有着密切关系，为何当时深圳会率先出台这项改革，有怎样的背景？

禹国刚：从1983年，新中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深宝安”发行后，国务院在1984年已经允许深圳、上海试点开展国营企业股份化改革。中央也希望深圳经济特区，能够在这方面闯出一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和办法。

到了1986年前后，深圳由于实行特殊政策，外向型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的企业结构。“三资”企业、“三来一补”项目的企业效益都比较好，国营企业要同这些企业竞争，就需要改变那种产权不明、利润主体不明的状况。

加上当时国家财政困难、银根紧缩，国营企业要发展就要有较多的资金投入，诸多原因交织在一起，使得股份制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而股票一发行，就必然出现柜台交易，柜台交易出现问题，进而又过渡到集中交易，深交所这才诞生。

南方日报：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率先开始集中交易。1991年9月，您就成功地指挥了新中国第一场“救市”行动。而关于政府稳定市场的话题，直到今天仍争论不休，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禹国刚：有人认为，对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的股票市场，政府出资稳定市场是不规范的，实际上是把市场风险揽到了政府头上。但深圳股市这个“婴儿”当时只有10个月大，没有那么强的免疫力，如果不出手去救的话，可能就夭折了。

事实上，政府出面利用经济杠杆调节股市，国外成熟的市场也在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就花了2500亿美元购入了花旗银行、摩根等九家银行优先股，对恢复证券市场投资者的信心，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救市有救市的方法，我们当时之所以“秘密救市”，就是担心消息一旦公布，可能会造成市场误会，让投资者觉得每当市场难以支撑时，政府总会出面稳定市场，这样非但不利于达到救市效果，也不利于中国股市的市场经济化发展。

南方日报：概括来讲，您觉得中国资本市场走向完全市场经济化、成熟化，最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禹国刚：从大处讲，最重要的是证券监管体制变革、法律法规的完善和严格落实。现在我们一年不知道发生多少内幕交易，就连证监会高层居然也出现贪腐分子。我认为，只有使一个市场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这个市场才有希望，如果不能藏富于民，大部分人是亏钱的，这个市场是没有前途的。

另外，我也观察到，现在炒股大军中，有相当大比例是中国大妈、年轻的80、90后，对于风险认识能力远远不够，再加上不当的舆论造势，激情很容易被煽动。我多次给他们泼冷水，目的是想让他们不要忘记风险。这同时也给证券监管部门提个建议，投资者教育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南方日报：深交所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回过头来看，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在深圳乃至中国的经济建设过程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禹国刚：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深圳资本市场，可能就不会有深圳的今天。因为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企业发展，最稀缺的资源就是资金，没有钱就什么也做不了，在今天也是这样。深交所一天成交金额数千亿元，在实行T+3交收情况下，未结算之前的沉淀资金，就顺理成章成了深圳建设的资金。

此外，由于深交所坐落在深圳，在当时，本地企业上市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随着深市中小板、创业板的推出，使得深圳乃至全国有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出现，并密集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壮大。由此就形成了深圳金融业、高新科技企业两大重要支柱产业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格局。

南方日报：在深交所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您感触最深的人是谁，感触最深的事是什么？

禹国刚：感触最深刻的事是“8·10风波”，这件事催促了中国证监会的诞生。感触最深的人是李灏书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李灏就没有深交所。

在历次危机关口，李灏总能够高瞻远瞩，敢于负责。无论是深交所的开业，还是1991年的救市，乃至1992年的“8·10风波”的化解，在他的带领下，深圳每一次都能够化险为夷，做出了顺应时代的正确抉择。

李灏书记把握党的政策非常精准。他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这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也是人民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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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邓翔

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朱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