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今年实体融资难度增大的两大因素

第一，经济下行引致盈利下行，内生带来金融体系对实体融资渠道的收缩。

伴随着终端需求走弱和经营成本施压，民营企业盈利能力走弱，并且相较国企表现出明显劣势，因此金融体系出于安全和盈利双重考虑对于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的收紧是必然的；

第二，监管政策的持续推进在今年多渠道限制民企融资。

2017年是监管年的起始，方向与框架逐步确立和推进过程中“说得多，做得少”，对于经济和业务的实际收缩并未显见；而2018年是监管的落地年，政策影响从预期向业务转化，从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传导，因此表外收缩、信用收缩的影响在中小企业这一资金边际敏感主体上凸显。

根据我们调研交流，多数银行反馈，并未接到银保监加大信贷投放的指导，监管指标也未改变。前期强监管环境下银行人员行为和情绪谨慎难以短期骤然扭转，监管在施行层面仍存在惯性。

2/ 中小企业融资难上加难

其次，在融资环境整体收缩当中，中小企业“难”体现的更为显著，这一主体间的程度差异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银行风险偏好下行明显，对中小企业规避更甚，非简单政策引导即可有效改善。

在经济下行加大的背景下，多数银行对资产规模扩张较为审慎，金融体系整体风险偏好下降明显，不良和浮亏压力都有所增大。在整体风险敞口扩大的背景下，央行通过货币政策提供给金融体系的资金乘数效应受限。

尽管市场资金维持低位，同业负债成本下降，但在风险规避和业务安全性角度出发，银行惜贷情绪明显。从贷款投向来看，多数银行计划向零售贷款（房贷、信用卡）等倾斜，倾向于适度放慢企业贷款投放，对于民营企业的放款规避会更为明显，且并非简单政策引导就可以改善和解决。

第二，银行实际业务层面存在诸多阻碍，缺乏向小微企业主动放贷动机。

具体而言：

（1）首先，银行表内业务最核心的制约因素是风险偏好以及核心一级资本。由于二级资本与其他一级资本相对容易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主要依赖股东增资、IPO、定增、可转债来补充，难度大。核心一级资本不足的银行，风险资产规模扩张会受到较大约束。部分股份行及城商行核心一级资本压力较大，面临资本补充困境，制约信贷扩张。

（2）其次，银行负债端“量”和“价”（成本）上均存在压力，存款增长乏力影响资产端放贷动力。

目前银行整体存款压力仍然较大，非银分流较为明显，部分传统优势银行亦感到存款竞争激烈；负债端存款加剧竞争，付息成本控制难度加大。

（3）“两增两控”考核要求之下，反而制约银行总体信贷投放增速。

当前中央单单靠行政命令很难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我们观察到近几个月新增贷款中个贷与票据融资占比持续较高，反映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之下银行对于一般企业更趋谨慎，偏好风险相对较低的个贷及票据，选择用票据融资“充数”。

2015年以来，小微贷款施行“三个不低于”（小微贷款增速、户数、申贷获得率）考核要求；2018年初，将原来的“三个不低于”改为“两增两控”，量价同时行政管控。面对政策要求，很多银行表示难以单单因为政策而加大信贷投放，因此“单户授信1000万以下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之要求可能由于小微贷款投放不够快而制约银行总体贷款投放，限制总体贷款增速。

央行《3Q18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中Q3大中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环比明显下降，大中型企业信贷需求在走弱；房贷及商品房销售数据亦显示房贷需求在下降。在国企去杠杆、地方隐性债务整治及房地产调控的大背景下，囿于银行风险偏好及资本等制约，信用宽松尚难。

（4）从更为基层的角度而言，虽然中央已经定调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从实际操作层面，仍有很多障碍难以逾越，比如信贷质量的终身追责等，基层工作人员给中小企业投放信贷风险收益不匹配，缺乏动机。

3/ 中央提振风险偏好的政策效果有待观察

近期党中央国务院推出了一系列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政策，比如发行信用增进工具，对小微贷款增速提出要求，把对民营企业贷款纳入MPA考核等，但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

就我们的调研情况上看，很多银行认为终身追责等政策并未发生改变，很难提高风险偏好，畸高的票据融资就与银行不敢给民营企业融出“长钱”，又不得不配合政策的结果。

另外，如前文所述，今年银行负债状况非常一般，除极个别大行之外，其他银行的一般存款增长很慢，再加上之前很多银行为了应付监管指标考核，增加了不少的结构性存款（考虑缴准后结构性存款成本超过5%，除了调指标之外无任何作用，基本找不到与之匹配的资产），所以在负债端有所缓解，资产增长压力不大的时候，很多银行考虑进行负债结构调整而不是激进的增加资产，甚至，我们已经逐渐观察到发行存单意愿下降的现象，就目前的银行行为上看，很难断言对于民企的融资可以快速恢复。

4/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应对良方

至于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加以思考：

第一，要发挥中央财政逆周期的作用，金融机构归根结底是做资源配置的，天生具有顺周期特征，完全指望金融机构做逆周期的事情并不现实，而广义的中央财政（包括预算内财政，创新型地方债，国开债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总需求的作用，再辅以其他信用增进手段，才可能实现抬升金融就风险偏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