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撒向祖国大地的红色种子——为我走进中国人民大学70周年而作》一文，由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学教授贺南轩先生写作完成。全文用朴实而有意境的文字，并辅以珍贵的历史图片资料，讲述着虽颠沛流离仍一心向学的少年，成长为成就斐然、桃李芬芳的著名学者、师者的经历。文章不仅再现了老一辈会计学者的个人经历，更折射出我国会计发展的脉络印记，个中艰辛不易与成就惊喜，值得细品。全文分八篇陆续推出，第一篇为“我的童年和少年”，第二篇为“离家去昆明上高中——我人生中第一次大的转折”，第三篇为“报考并就读南开——我人生中第二次大的转折，第四篇为“到人大研究生班学习并提前任教——我人生中的第三大转折点”，此文为第五篇“我主要的教学研究成果”。

教授

贺

南

轩

▲摄于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60周年纪念日

我自1951年由南开入人大，先读研究生，不久转为老师。其后整个在人大的教师生涯，自己正式出版发表的成果确实不少。我的教学研究成果主要在于工业会计学和成本会计学两个方面，而它们又是紧密相关的，或是从两个不同视角去进行基本相同内容的教学研究：工业会计学更有行业的特性，成本会计学则超然于行业之上来探究相同的会计问题，核心都是费用的归集和分摊，以及成本的计算。推而广之，有相关的决策和控制问题。而费用归集和分摊，以及成本的计算本身也得考虑决策和控制的需要。

（一）工业会计学

人大工业会计的教学水平，在国内一直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建校初期，我们有苏联专家，全国独一无二，占有优越条件。这自不必说。开始人大在教学中用的都是苏联出的教材。1956年，我校黄寿辰教授和阎达五教授编写了第一本中国化的《工业会计核算》教材，在全国很有影响力。

▲1956年由人大黄寿辰和阎达五编撰出版的《工业会计核算》。这是在全面学苏联后，我国学者结合本国实际和制度自编会计核心课教材的一个重要标志。

1962年，当时负责全国财经教育的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要求我校编写高等财经院校工业会计核算统编教材。阎金锷教授和我一起主编了《工业会计核算》。这部教材总结了“大跃进”“大破大立”前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国内第一部高质量的工业会计教材，被全国高等院校会计专业广泛采用，影响很大，评价很好。问题是，不久“文革”乍起，连人民大学都被“革”掉停办了。

▲应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之邀，阎金锷和我在1963年编撰出版《工业会计核算》。当时我俩才三十几岁，就承担起这一会计专业最核心专业课统编教材的编写任务，感到非常宽慰和荣耀。因此，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努力不负信任和众望，编出高水准。

▲这是改革开放前我在楼房顶层房内备课写作的照片。由于没有空调和电风扇，酷暑时实在太热，我得用厚马粉纸垫在右手下吸汗水，以免稿子被汗水湿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人大复校。财政部再次要求我校编写工业会计教材，还是由老阎和我主编了《工业会计学》，仍是全国高等财经院校会计专业统编教材。它是拨乱反正后第一本工业会计教材。全书不用“文革”期间广泛推行的增减记账法，率先采用正在被会计学者正名的借贷记账法，成本核算部分采用了我提出的新的成本计算方法体系，内容上总结了“文革”前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这本教材得到了广泛的好评，经过三次修订，一直为我国大多数财经院校会计专业所采用，累计印数近200万册，曾经是支撑我校出版社的“顶梁柱”和主要财源之一。如果按照现在的稿酬办法和标准计算报酬，我和老阎早就发大财了。

▲应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的再次邀请，阎金锷和我在1979年主编出版《工业会计学》。此书的价格较16年前的《工业会计核算》低，反映了当时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物价管理的事实。

我校在1980年还举办了全国工业会计教师进修班，我主讲工业会计学课程。这对培养我国高校工业会计的年轻师资发挥了较大作用，反响很好。很多教师说，他们原来对教好工业会计课没有信心，通过在人大的培训学习后，心里有谱了，信心大增。这些教师回去以后，教学效果普遍很好，有的很快就提了职称。他们当中有多位教师长期同我保持着联系。

与此同时，《财务与会计》杂志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从1984年第1期到1986年第6期连续30期刊载了我的工业会计辅导讲座内容。此杂志由财政部主办，订阅量非常大，这些讲座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后来该杂志将我评为最佳作者之一，还将这些讲座内容汇编成书，于1986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财务与会计》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连续30期刊载了我的工业会计辅导讲座。此杂志由财政部主办，订阅量非常大，这些讲座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该杂志后将我评为“十佳作者”之一。

我还应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邀请，编写了自考教材《工业会计学》。这本教材汇集了我在工业会计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心得体会，出版后深受读者，特别是年轻教师的好评。他们认为，人大出版的阎、贺两位教授主编的《工业会计学》很简练，作为大学本科教材很好，但不便于自学；而自学考试的这本《工业会计学》，内容丰富，叙述细致，由浅入深，便于自学。用这本教材作为教师的备课参考书，可以让教师在课堂上充分发挥，也能使年轻教师在专业上有所提高，把这两本《工业会计学》配合应用，可以相辅相成，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由我编著，并在1990年由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工业会计学》。当时我国刚开始大规模经济转型，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参加自学考试在改变其中好多人命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我从事工业会计教学、科研较久，在会计理论与实务界有影响力，有一位著名财经院校会计系主任曾建议我出面组建中国工业会计学会，并任会长。但我这人不擅于这方面的工作，更不喜欢“抛头露面”，所以婉辞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我校在工业会计教学方面是领先的。

早在搞工业会计学时，我就特别重视成本核算的调查研究。20世纪50到80年代，我经常下厂调研。1962年，财政部邀请我参加《成本核算规程》的起草工作。为此，我参加了由会计制度司司长带队的成本核算调查组，在沈阳市对12个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的成本核算进行调研。

20世纪70年代即使在人大停办期间，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也没有停止。我们趁为北京市各工业局举办会计培训班之便，到各局所属工厂进行调研。1978年，财政部组织我校教师总结大庆油田财务管理经验，我在大庆，除了完成规定的写作任务以外，对大庆的成本核算经验也做了研究。在这些现场调查研究基础上，我主编了成本计算的案例汇编《工业企业产品成本计算》，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作为《工业会计学》教材的配套教材。按目前教学方式的说法，这可能就是教学案例吧。

▲人大多位会计老师参加，我主编的《工业企业产品成本计算》作为阎金锷和我编撰的《工业会计学》的配套教材而于1980年出版。

▲1985年，阎金锷和我编撰出版的《工业会计学》在人大获优秀科研成果著作奖。

▲20世纪80年代，我为北京电视台录制《工业会计》自考辅导课程时的照片。

（二）成本会计学

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南巡。此后我们开始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为适应这一根本性变革的需要，在财政部的领导下，全国高等院校掀起会计教学改革的浪潮，包括吸收西方会计学科体系好的经验，会计课程不再按行业设置，取消工业会计学，改设财务会计学和成本会计学等课程。至此，作为全国统编教材的我校《工业会计学》才停版。人大在这场教改中的一个基本政策是新编教材基本都由年轻老师主编，包括成本会计学。现在，人大会计系的中年教师都已“出道”，已有很高的水平和知名度，我为这些教师不断超越我们这些老人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工业会计学取消以后，已退居二线的我也改搞成本会计学。这是顺理成章的，也是驾轻就熟的。因为，工业会计的核心内容就是成本核算。我校出版的《工业会计核算》和《工业会计学》中，我主要也是写成本核算部分。另外，诚如前述，我在南开就学时成本会计学的基础打得很扎实。

由于我在成本会计学界已有一定的知名度，财政部会计职称考试领导小组邀我参加成本会计学考试和命题的专家小组，并请我编写《成本会计》教材。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也邀我编写自考教材《成本会计学》。这本教材总结了我几十年来先在工业会计，后在成本会计教学和科研方面的经验，体系清晰、结构严谨，提出了成本会计即成本管理的新概念，论述深入浅出，环环相扣，只要会计学原理学得扎实，完全可以自学学懂。也正因此，这本教材从1995年出版以来，一版再版，共出三版，累计印刷35次，一直应用了15年，可以说经住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受众极广。2010年起才由其他同志编写的新教材所替代。

▲20世纪90年代，我连续多年担任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命题专业组成员。这是1997年的聘书。

▲1998年，我和林钢在重庆参加全国会计专业自学考试命题时合影。

▲邓小平南巡后人大展开大规模本科会计教学改革。新编教材都由年轻一代承担。我和人大会计系的几位老教授则应邀主编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我主编的《成本会计学》。

▲20世纪80年代，我应邀为洛阳财政局和洛阳会计学会做成本核算改革的报告。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煤矿机械成本研究会会议上，左一为我夫人吕静怡，正中为本人。

▲2001年，中国成本研究会聘请我担任顾问。

我在工业会计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从人大编写《工业会计核算》和《工业会计学》教材开始，到编写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工业会计学》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我在成本会计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从人大编写《工业会计核算》和《工业会计学》教材中成本核算开始，到编写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成本会计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这两本教材，是我几十年教学和研究的心得和成果。

（三）责任会计学

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后，会计界一方面在总结本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讨如何改进企业管理，另一方面积极引进西方成功的经验为我所用，在成本会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管理会计便为一例。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教委在我国1986至1990年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求各高等院校上报重点科研项目，人大会计系上报的《中国责任会计研究》项目获得教委批准。

系主任阎达五同志找我，他说我在大庆油田财务管理调查期间，调研了大庆油田内部经济核算制，并写了文章（见《大庆油田财务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年出版），企业内部经济核算可以说是中国责任会计的雏形，所以把这项任务交给我。

我就请系年轻教师，也是我的硕士生林钢同志一起参加。我多做些理论上的研究和思考，考虑论文的结构和体系，他多做些具体的写作工作。

我们阅读了大量有关我国企业内部经济核算和西方责任会计方面的文献，并进行了有关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编著了《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科目成果——责任会计学》一书，由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

▲我和人大的年轻教师林钢（他是我的硕士生）在1991年编著出版的《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科目成果——责任会计学》。

该书在导论中提出有关西方责任会计和我国企业内部经济核算中存在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务问题，并在后面各章中逐步解答这些问题。其中有关责任计划、责任核算等具体实务和一整套举例都是林钢同志编写的。

该书出版后，阎达五同志说该书的结构体系很好，并有一整套实务举例，有虚有实、虚实结合。这是我们系第一次以科研项目成果出书，值得上报评奖。该书获中国人民大学1990—1991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1994年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我和人大的年轻教师林钢编著出版的《责任会计学》在1994年获人大优秀科研成果奖。

此外，我和林钢还合写了《我国责任会计的主要模式》，于1992年在《财务研究》第一期发表。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会计系列教材时，我任编委，林钢同志又主编了经我审阅的《责任会计》教材。我和林钢、孙茂竹及杨万贵四人还合写了《中国责任会计研究》一文，该文被编入《中国会计学会重点科学研究课题文集（第一集）》，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

由于管理会计课程与财务管理课程交叉重复的内容较多，人大将管理会计课程进行了分解，其中长期决策部分内容纳入财务管理课程，短期经营决策部分新开设了经营决策会计课程，责任会计部分独立开设了责任会计课程，避免了课程系统中的重复及内容不协调。

我们原打算在人大率先开设责任会计课程之后，逐步推向全国高校。可能由于这种课程体系与注册会计师考试以及会计职称考试的体系不同，这一设想没有成功。但我们有关责任会计的这些论著，对充实和发展我国责任会计的理论和实务肯定还是很有意义的。

本部分一开始提到，工业会计学和成本会计学核心都是费用的归集和分摊，以及成本的计算。推而广之，有相关的决策和控制问题。而费用归集和分摊，以及成本的计算本身也得考虑决策和控制的需要。责任会计学相当程度是成本会计与决策、控制紧密结合的体现。

（四）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

总结自己在工业会计学和成本会计学方面的教学研究经验，我觉得理论联系实际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人大的特色之一。

要搞好教学、科研，一定要做到理实联系。我们那时的提法是：“吃透两头”。一方面是“吃透上头”，是指要学好党和国家相关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改革发展的总的方向和要求；另一方面是“吃透下头”，是指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当时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现在，还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经验，但同时也要联系中国实际。

人大早年的会计教研室，以后的会计系同国务院各有关部委联系很密切。如我们经常去当时的一机部、重工业部等部委的财务司调查研究，也常请他们来做报告。双方都建立了资料交流关系。财政部是我国会计工作的主管部门，所以我们与财政部会计制度司的联系更为紧密。

20世纪60年代初，我曾被借调到会计制度司工作半年，参加会计制度的研究、设计工作。1962年春，我应邀参加会计制度司的成本核算调查组，由司长带队，在沈阳对12个各种类型的工厂进行了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起草《成本核算规程》。我负责撰写其中成本计算方法部分。

1962年，我国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我作为会议筹备组的成员，参加起草会议文件。党中央非常重视这次会议。闭会时，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部分代表，并同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合影。

1978年，余秋里副总理责成财政部总结大庆油田财务管理经验。财政部则委托我们教研室完成这一仼务。我参加了这项调查研究，并在调研成果《大庆油田财务管理》一书中，撰写第一部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实行油田内部经济核算制”。

从20世纪50到80年代，我们教研室与北京市各工业局及其所属工厂联系也很多。有的是教师固定的联系点，有的是学生生产实习基地。

我联系较多的工业局是机械工业局和化工局。我还利用教函授之便，在北京、天津和太原，到函授生所在的工厂进行调查研究。我比较深入调查过的工厂主要有：天津造纸总厂、天津动力机厂和天津自行车厂，太原钢铁厂和太原矿山机械厂，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前身)、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叉车总厂、北京起重机厂、北京化工厂、北京棉纺各厂和北京市第一轻工业局所属各厂。其中北京起重机厂的总会计师至今还同我保持着联系。

我觉得，这些调查研究对我提高教学水平、从事科学研究帮助实在是太大了。我把调查所得的材料，经过分析研究，上升到理论，纳入讲稿，从而提高了教学水平。我在我校举办的工业会计教师进修班讲课效果较好，就是因为讲稿中吸收了大量调查研究的成果。我所写的工业会计和成本会计的教材和论文，可以说都含有调查研究的成果。我在记账方法争论过程中，之所以能够“立场坚定”，敢于“顶风”，不但是因为我在南开上大学时，核心会计专业课学得比较扎实，而且是因为我经过大量、深入的调研，心中有数，“底气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