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楼文龙「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文章｜《中国金融》2016年第21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银行业面临的经营环境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要准确把握形势变化，紧跟国家战略布局，运用战略思维处理好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中的重大问题，以实际行动服务好国家战略大局。

银行业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经济。在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动力转变为特征的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各项改革加速推进，金融市场活力迸发，银行业改革发展面临着新形势和新变化。

中国经济步入“L”型增长轨道，银行业发展速度放缓。银行业作为强亲周期行业，其经营活动与经济周期的起伏波动关系密切。随着中国经济步入“L”型增长轨道，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在短期内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放缓直接牵制着银行业的资产和利润增长。2015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5926亿元，同比增长2.43%，增速较2014年下降7.22个百分点，较2013年下降了12.05个百分点。在经济增速放缓、总需求萎缩、企业经营困难和过剩产能化解的大气候下，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银行业低速增长的势头还将延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银行业信贷结构调整压力增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这势必要求商业银行积极调整信贷结构，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压降“两高一剩”贷款，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在这一过程中，商业银行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资产质量管控的压力，但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速推进，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调整的正面效应将逐步显现，对于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起到明显的提振作用。

利率市场化进程基本完成，银行业传统盈利模式亟待转型。2015年10月24日起，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取消，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2016年，随着降息效应的显现，商业银行利差继续收窄，前两季度净息差分别为2.35%和2.27%，同比分别下降18个BP和14个BP；净利息收入占比分别为73.43%、74.27%，同比分别下降1.97、1.12个百分点。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利息收入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商业银行过度依赖利差的传统盈利模式难以为继。持续拓宽中间业务增收来源，从单一信用中介服务商向全面金融服务商转变，将成为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银行业跨界竞争格局逐步形成。普华永道预测，到2020年，超过20%的金融服务业务将被金融科技取代，消费金融和支付领域将受到最大冲击，保险和资产管理业务紧随其后。在这一背景下，依托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金融科技将逐渐成为商业银行的战略重心，带来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和商业模式的深刻变化。

国际国内金融监管趋严，银行业监管达标难度加大。从国际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着力推动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拉开了从严监管周期的帷幕。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和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的持续强化，对银行业特别是大型银行提出了更高的监管要求。从国内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G20、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中国金融监管总体与全球同步，监管标准甚至更为严格。与此同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正在酝酿之中，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不断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力度加大，互联网金融、理财业务以及同业业务监管进一步加码，无不显示了监管趋严的基调。在这一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叙作成本将持续提高，业务规模、范围可能受到更多限制，达成监管目标、实现快速增长的难度将明显加大。

运用战略思维妥善处理银行服务国家战略的几个重大关系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技术创新加快、银行业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和监管趋严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难度加大，困难增多，必须要树立战略思维，保持定力，开阔视野，把握银行业发展的新要求、新趋势、新特征，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重大关系。

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把履行社会责任与商业化经营要求统一起来。银行业既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创造资本红利，更要自觉服从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主动争取话语权，造福人民，造福社会，切实做好“三农”发展、精准扶贫、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以农业银行服务“三农”工作为例，服务“三农”是中央赋予农业银行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是农业银行的生存之基、发展之本。如果不服务“三农”，农业银行就失去了存在的政治基础。

处理好总量和结构的关系，把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推动银行转型发展统一起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场硬仗，商业银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应该有重要担当。对商业银行而言，同样需要把握好总量与结构的关系，在扩大金融供给的同时，坚决退出产能过剩行业和“僵尸”企业，稳定支持暂时困难企业，着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发展短板，做到有取有舍、有保有压、有进有退，促进银行业信贷结构优化调整。同时，银行业自身也面临着客户不断升级的金融需求与金融服务能力不足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跨市场服务能力不强、融资成本高企等问题，对企业投资和利润产生挤出效应。国家推进“去杠杆、降成本”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改善金融市场供给，完善社会融资结构，这需要商业银行突破信贷融资模式，积极发展并购贷款、投贷联动、理财融资、投资业务等创新业务，推动业务经营向综合化、多市场转型。

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把保持利润合理增长与守住风险底线统一起来。近年来，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速从两位数迅速下滑至2015年的2.4%，面临着存贷利差收窄、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不良贷款双升等多重困难，发展压力越来越大。对此，商业银行要客观看待当前遇到的暂时困难，把当前目标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在确保业务稳定发展的同时，坚决守住风险底线，奠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一方面，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严峻，银行业应该保持业务稳定发展，担负起维护经济稳定的责任。2016年，国务院对国有控股上市商业银行专门提出了“净利润不下降、不良贷款率不明显提升、拨备覆盖率不明显下降”的硬要求。商业银行要着力从内部挖潜，想方设法降低成本，确保盈利保持合理增长。比如，2016年农业银行专门提出“向成本宣战、向风险宣战、向案件宣战”，引导各级行向管理和改革要红利。另一方面，在利率市场化和融资脱媒加快、监管标准提高的形势下，商业银行要充分认识到过去粗放发展的老路已经到了尽头，树立风险至上的审慎经营理念，扭转过快消化资本和对经济周期过于敏感的盈利方式，从重资本型业务向轻资本型业务转型，在保住短期效益不下滑的同时，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从长远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

处理好“放”和“收”的关系，把鼓励创新与加强监管统一起来。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为核心的改革，有力激发了银行业发展活力。但是，目前社会上对放宽银行监管的呼声仍然很高，特别是2015年监管部门收紧了互联网金融业务，一些互联网企业意见很大。事实上，鼓励创新并非意味着不要监管，金融创新与适度监管是相辅相成的。监管过于严格会对金融创新带来不利影响，影响整个银行业的发展；监管不足又会给金融机构以创新逃避监管可乘之机，导致创新产品泛滥，甚至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当前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加强，也是在出现P2P公司跑路等情况后做的补救，对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十分必要。从国外看，美国作为当今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华尔街二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创新和监管相互对抗又相互促进的历史。

处理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把银行业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用开放发展理念指导银行业发展，就要正确处理“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扩大银行业对内、对外双向开放，这既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重要战略，也是银行业提升竞争力水平的必由之路。对内开放就是要放宽银行业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依法平等进入银行业，建立产权协调、混合国有、有效竞争的金融服务体系。目前，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吸收了大量民营资本，5家民营银行已正式开业。这些民营资本的进入，提高了行业的竞争性，增强了市场活力，特别是在普惠金融、小微企业等领域，合理定位、加强创新，成为了国有银行的有益补充。同时，要把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走出去”作为对外开放的着力点，围绕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加快银行业海外布局步伐。目前，中资银行已在5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200多家分支机构，有52个国际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了40家外资法人机构、109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74家代表处。银行业“走出去”和“引进来”进一步增强了跨境服务能力，充分利用了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在服务实体企业走出去的基础上，有了更多机会参与全球金融规则制定，推动确立我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国有银行要在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发挥引导作用

我国银行业以国有银行为主体，国有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地位举足轻重，网点、客户和资产规模庞大，在坚持商业原则的同时，要体现国有资本意志，时时处处高举服务国家大局的旗帜，为整个中国银行业做好表率。

加强公司治理能力建设，在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上发挥引导作用。经过多年的市场化发展和股份制改革，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架构已基本完备，规章制度不断健全，形成了较为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一是充分发挥党委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国有银行要把强化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充分发挥党委在把握全局上的领导核心作用、在选人用人上的决策把关作用、在公司治理中的战略引领和文化引领作用，使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二是切实发挥公司治理各主体的职能作用。按照科学、规范、有效的要求，做实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实权。加强董事会履职能力建设，发挥董事会的战略引领职能，落实董事会在战略决策、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的主体责任。强化监事会的法定监督职能，进一步完善监事会监督机制，围绕董监高履职行为、财务活动规范性和内部控制有效性，做实监督职能。维护高管层经营自主权，发挥高管层的经营管理职能，确保董事会确定的重大决策、战略方向和重要制度得到有效落实。

加强金融创新能力建设，在支持“三农”和实体经济上发挥引导作用。一是突出创新重点。针对新兴产业，探索开展无形资产质押、股权质押等信贷产品创新，为新兴产业注入更多的“血液”；针对“三农”县域，因地制宜创新特色产品，并积极探索具有较大复制价值的“三农”服务新模式；针对互联网发展，加快互联网金融布局，强化线上线下联动发展，为客户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二是明确创新方式。加强产品创新，按照“利他到极致”的精神，真正以客户为中心，根据客户需求和使用习惯来研发产品。加强服务模式创新，国有银行要在差异化上下功夫，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增强服务模式的适用性。加强商业模式创新，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对银行的商业模式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国有银行要着力打造个性化、智能化、实时化、场景化的业务平台，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增强商业模式的广度和深度，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三是建立创新容错制度。创新过程中，风险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客观规律。对于创新风险，总分行要有一定的容忍度。对容忍度之内的风险，在尽职的情况下要予以免责。

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在维护金融稳定上发挥引导作用。一是充分发挥风险偏好的统领作用。风险偏好是商业银行开展风险管理工作的“灵魂”，必须要通过风险偏好统一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文化，统一前中后台的思想和行动。要结合新形势，按照总体稳健、兼顾创新的原则，制定风险偏好管理办法，完善风险偏好框架。健全风险偏好的传导与实施机制，通过风险限额、容忍度、经济资本等有效落实风险偏好，并发挥好风险考核评价督促偏好执行的作用。确保业务经营做到哪里，风险管理就要跟到哪里，风险偏好就要贯彻到哪里。二是健全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与职责分工。要结合业务经营管理流程，推进完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切实厘清、落实各部门风险管理职责和责任，不留死角，消除空白地带，做到无缝对接。尤其是要加强分支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要在岗位设置、队伍建设、人员素质、政策指引、工具支持等方面不断提高支行的风险管理能力，设计开发行之有效的工作规范、作业守则和管理工具，帮助基层行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三是加强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应用与优化。国有商业银行，尤其是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不仅要遵守国内监管要求，还要与国际接轨，遵照国际监管要求。2016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对我国的金融系统稳定性进行评估，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会成为评价中国金融系统稳定性的重要内容，为此，国有银行要不断优化风险管理政策、流程和模型，切实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建设。

加强国际竞争能力建设，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上发挥引导作用。一是强化海外发展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要统筹境外机构布局，统筹客户管理和服务，统筹IT系统建设，统筹境内外人员管理，统筹海外平台功能建设，提高境内外协同发展能力。二是推动海外经营转型和服务能力提升。要合理平衡“中国化”和“本土化”，把服务国家经济战略作为首要任务；同时还要扎根当地，不断提升本土化经营水平、市场影响力和认知度，承接中资“走出去”客户，拓展当地优质客户。要充分发挥国有银行的集团优势，加强境内外联动，为客户提供全球化、多元化金融服务。三是切实抓好合规管理及风险防控。在海外扩张时必须牢记风险管理是银行的生命线，时刻把合规经营和风险防控摆在首要位置。要将合规意识和合规文化渗透到海外经营管理全过程，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制度和组织体系，强化合规及风险管理人员队伍建设。

加强企业文化软实力建设，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上发挥引导作用。一是不忘本来，从传统文化和企业发展中汲取养分。要从中华民族5千年的厚重积淀中寻找自信，从国有银行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寻求共识。如农业银行曾经历“三起三落”“一分一脱一剥”，特殊的发展历程让农行具备了讲政治、顾大局、始终服从党和国家需要的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二是吸收外来，从外来文化和先进做法中借鉴经验。要积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优秀理念和先进经验，并将其融入到自身文化的建设中，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三是着眼未来，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把企业发展统一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